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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春彥中國書畫到瞭最危險的時候

謝春彥。 彭輝 攝謝春彥：1941年生，山東東營人。曾為教師、記者、編輯、上海中國畫院畫師。主要從事中國畫、漫畫、文學作品插圖創作和美術評論。畫風獨特，有濃鬱的文學氣息和幽默情趣，被評論界譽為“新文人畫”的代表人物之一。1980年以來曾多次應邀在美國、新加坡、德國、日本等國舉辦個人畫展和講學，2002年被美國舊金山市政府授予有特殊成就的藝術傢稱號。出版有《謝春彥畫集》、《春彥點評錄》、《風流人物》、《淺草叢書》、《春彥三卷》、《春彥手癢》、《江南江北》、《謝春彥詩書畫》等。本報記者 李懷宇 發自上海謝春彥先生是一位妙人。在上海，書畫、評論、文學界都有他風趣的聲音。飯局上如有他在場，會增添幾分快意。他在《明報月刊》上寫瞭十年的專欄“吾師吾友”，是當代藝壇的世說新語。謝春彥的父親生於山東省東營市廣饒縣大王鎮，17歲時逃婚到廣東，進黃埔軍校，參加廣州起義，後又到上海參加十九路軍抗日。謝春彥9歲時，父親要求轉業回老傢。傢鄉的田野、青紗帳、清貧樸野的民風，讓謝春彥流連，傢裡則幾乎到瞭常常斷炊的地步。肅反擴大化時，父親被抓，外祖母托人把謝春彥帶到上海。謝春彥在上海有寄人籬下之感，課餘常去逛舊書鋪：“上海20世紀三四十年代的舊刊物很便宜，老的《萬象》是柯靈他們主編的。這些東西對我還是蠻有影響的，因為這裡不但有詩文，也有很多畫，而三四十年代的一些畫是蠻有活力的。我後來認識的老師輩，像葉淺予老師的畫對我有深刻的影響。學者、黃賓虹研究專傢王中秀先生是我初中班上最要好的哥們，我們曾在舊書鋪裡以少年之身於故紙堆中，最初驚艷於他老人傢無處可賣的"黑"。”1957年，謝春彥在徐匯中學讀完初中，考入上海行知藝術師范學校（後歸入上海第一師范學校）。學校師資相當雄厚，謝春彥回憶：“當時上海美術界最大的右派俞雲階先生，我的好朋友陳逸飛是他的學生。他的夫人朱懷新也是非常優秀的油畫傢，在那裡教我，還有其他老師，是徐悲鴻、潘天壽、林風眠、劉海粟早期的學生。在那三年當中，我也熱愛文學，但主要愛好傾向於美術。”謝春彥開始向報社投稿，發表漫畫。他記得最高的稿費是在《解放日報》發表的一張漫畫，拿到14元，當時看來是大數目。“吳湖帆等老國畫傢生活很艱難，美術傢協會為瞭救濟他們，讓他們畫扇面，畫一把扇面的價錢是兩毛五分，交上去，審查的人說畫得不好，還要賠扇面的錢。這些扇面現在如果拍賣的話，像吳湖帆的作品，最少幾十萬元一把。我們小孩子拿到十幾塊錢的稿費就不得瞭啦。而且，那些老畫傢幾乎沒有資格沒有機會在報上發表作品。”1960年，謝春彥畢業後到閘北教書，還想考美術院校，但出身不好，隻好讀瞭兩年“紅專學院”。由於生性熱情，謝春彥認識瞭很多老一輩畫傢。上海中國畫院的黃幻吾是高劍父、高奇峰的學生，謝春彥跟他學瞭一段時間嶺南派，不能受用，終於棄逃。當年報社、出版社是美術創作的重要舞臺。謝春彥是幾傢報社的通訊員，認識瞭畫傢劉旦宅、戴敦邦、陳逸飛，一起被組織到《解放日報》、《文匯報》搞專欄、創作。1980年，上海組建《文學報》，謝春彥受調去當美術編輯，認識瞭很多文學界的朋友，像上海的陳村、白樺、王小鷹、王安憶、陸星兒、程乃珊，北京的王蒙、劉紹棠、蘇叔陽。謝春彥畫瞭很多文學作品的插圖。他說：“文學作品的插圖近二十年來不被重視，大概有兩個原因，第一，出版社印小說或詩歌，畫插圖會增加成本。第二，畫文學作品的插圖要比畫商品畫難一點，報酬卻相當可憐。我畫得非常多，也比較有興趣。劉紹棠、王蒙、錢文忠、易中天、陳村、卡夫卡等我都畫過。我不在乎稿費，因為文學作品無論從構思還是技巧上都有很大的挑戰性，不容易畫好。”在《文學報》待瞭十年後，謝春彥到瞭上海中國畫院。回顧工作經歷，謝春彥自嘲基本上是不務正業。“我也徒增老大，沒有什麼成就，做的事倒是比較多，除瞭畫畫，還寫文章。上海美術評論比較薄弱，因此我就寫得比較多，有時候也寫詩。但是我沒有嚴格的傳統文化訓練，我們應該學知識的時候就碰到瞭"文化大革命"，知識系統是比較混亂的，所受的文化營養比較雜，所以就成瞭一個雜亂傢。”謝春彥是文化界的熱心人，一向興致很高，但近來有點失望。他和何滿子是忘年交，何滿子去世前幾年，謝春彥總愛去看他，“他到瞭後來也不大有興致，因為寫得比較尖銳，有的文章也發不出來。我寫那些狗屁詩、那些評論，畫那些畫，但最近有點悲觀，有什麼用呢？現在的書畫界非常熱鬧，弄名弄利，好像不是我的追求。我現在對書畫沒什麼好談，大部分的人已經墮落為勢利小人。倒過來想，也不能太感失望，人活著還是要做一點事情，可能隨著年齡的增長，對社會還是要有一點責任感。我有我的圈子。”1949年前的海上畫壇：自由，自由！時代周報：你和那些老先生的交往很多，如何評論1949年以前熱鬧的海上畫壇？謝春彥：20世紀三四十年代，上海是非常熱鬧的。我關系非常密切的老一輩，比如說劉海粟、葉淺予、張樂平、豐子愷、華君武、丁聰、黃永玉，都是那時候成長的，當年所謂的海派文化非常發達。我也覺得很奇怪，30年代的時候，像張正宇、張光宇、葉淺予，很年輕，都沒有正規的美術訓練，也沒有直接到西方留過學，所達到的藝術水準，既當代又非常具有中國民族的特點，幾乎一下子就成熟瞭。比如葉淺予先生的速寫，完全可以拿到國際上跟外國人打擂臺的，不輸給任何外國人的，這是一個非常值得研究的文化藝術現象。有一個時期我還是非常熱心，大概是有點狂妄，我曾經想做一套書：百年以來海派藝術，找100個人，把美術的眼光擴大一點。現在提到海派，上海有很多人眼光短小，隻是看到自己鼻子底下，吳昌碩、任伯年開始，下面就是“三吳一馮”（即吳湖帆、吳待秋、吳華源、馮超然四位畫傢），再下面就是他們這些哥們。其實海派美術是非常寬泛的，我想過做這麼一套書，就像大都會博物館那樣10塊美金一本，做得很精致，很嚴謹，也很通俗。但是我仔細想想，現在書畫界弄得非常浮躁，我已經算是很浮躁瞭，沒有弄成。大道難問，小道難芳，個人的力量是弄不過時流的呀！時代周報：為什麼三四十年代海派藝術會那麼繁榮，出瞭那麼多人才？謝春彥：我跟葉淺予先生討論過，海派最核心的特點是什麼？葉淺予先生認為是自由。自生自滅，沒有人管你。從漫畫這一塊來講，中國漫畫史上的大漫畫傢基本上就是從20年代開始到三四十年代在上海發祥的，他們沒有受過什麼正規教育，因為漫畫也沒有什麼地方可以受到專業的訓練。但是從清末，中國現當代的漫畫的概念形成瞭，應該說在三四十年代一下子就成熟瞭，而且像靈光閃現一樣，後來就走下坡路。藝術也很奇怪，跟學問有關系，但是有時候不是書讀得多，有那種基礎就能創作出好東西。30年代，漫畫這個圈子，張光宇、張正宇、葉淺予，稍後一點的張樂平、華君武，每個人的風格都不一樣。時代周報：有人問西南聯大的校友為什麼能培養那麼多人才？校友也說：自由。謝春彥：首先是沒有限制。當然那個時候也有一個特點，那些海派人物年輕，自己沒有負擔，而且有一種激情。這種激情和他們本身對藝術的天賦撞擊起來就形成瞭非常燦爛、不可重復的海派文化。一個文藝的門類，在開始的時候，本身有很多難以替代的東西，促使它能夠達到一種境界。我受葉淺予先生、豐子愷先生、林風眠先生和齊白石的影響最大。葉淺予先生的成就有三個板塊，一個是漫畫，他的《王先生》是中國漫畫的經典，但是他創作《王先生》的時候隻是一個20多歲的小青年，也沒有范本可以去照本宣科，所反映的社會現實就是他當時生活周圍的事情。後來，他就畫速寫，一直到他去世前房屋信貸借款銀行利率多少免費諮詢試算民間信貸設定資料缺錢急用哪裡借錢民間信貸設定資料貸款全省皆可處理，幾十年沒有斷過速寫，最後兩年不大畫瞭。我每年都到他的老傢桐廬，陪他一個時期。我看到就問：葉老師，好像最近一兩年你不大畫速寫瞭。他一輩子，除瞭“文革”期間被關起來，幾乎沒有斷過速寫。他後來跟我講：速寫直接跟生活有關系，把生活很迅速地表達在紙上，使繪畫總是有一種新鮮感。但是他說，速寫反過來也限制瞭創作，後來我慢慢體會到瞭。速寫在認識生活、表現生活、記錄生活的同時，可能也會反過來成為一種束縛。寫生和速寫對於中國畫似乎是必需的，但以山水而論，最高級的階段恐怕就不一定瞭。以拍賣行價錢量化書畫好壞時代周報：豐子愷先生是文章也好，畫也好。謝春彥：人品也好。那個時候我大概20歲出頭，去拜訪他，他跟我說瞭一句話：畫，總要有點畫外的意思。我一直記住，對我的創作影響很大。如果一張畫隻是塗抹的畫，沒有創作的意義，對於創作的人或者欣賞的人來講，我覺得沒有意思。畫畫的人心裡儲存的東西多而深的話，他的畫對別人的感染力可能會大一點。嘉德拍賣行剛剛成立，有一次在上海展覽拍賣作品，王雁南請我去看。正好有三個人的畫放在一起，都是小的。第一張是老畫傢程十發的一張扇面，畫一個鐘馗蹲在地上，畫得好極瞭，非常工致，非常古雅，顏色也非常好，我看瞭以後非常佩服。再看下面一張，是齊白石的，一張小品，非常簡單，寥寥幾筆，一看這張齊白石的，勝過那一張。那一張非常工致的畫，在齊白石的寥寥幾筆的小品前面有一點沉不住。第三張是豐子愷的，豐子愷畫得比齊白石的還要簡單。因為從小就喜歡豐子愷，我就未免愛其藝也愛其人，我就替豐先生的作品有點擔心，這樣跟齊白石比是不是會被比下去，我看瞭一會，沒有比下去。我想起瞭幾十年前，豐子愷先生跟我講過的那一句話。這一點，我長期以來努力地這樣去做，做不做得到是另外一回事，但是對我來講是一種重要的藝術營養。我寧可畫一張有缺點，但是必須有特點的畫，而不要畫那種好像面面俱到、沒有特點、沒有意思的畫。現在書畫界，尤其是畫傢，大部分都有迎合市場的需要，不斷地重復自己。我總覺得，我們現在看很多畫，畫面上給人的感覺是勢利、張狂。從前，畫傢要具備各種修養，現在好像不是這樣。我自己當然也有很多這樣的缺點，但是現在書畫界，這個毛病實在是非常大，隻是在努力迎合和滿足大小土豪低級層面的感官需要，內底骨子裡俗和墮落。可惜這些人沒有自知之明，非幾十年的自省覺悟是改不瞭的。這可能跟社會、人們的追求都有關系。現在有一個詞：量化。這張畫的好壞，畫傢要通過量化來確定價值，這個量化就是拍賣行的價錢，所以就有很多人不斷地炒作自己。壞風氣如糖如蜜，處在其中有名有利，肆行其道，成為司空見慣的習慣，習慣成自然，也就很容易墮入其中不大出得來。時代周報：你這一代所經歷的政治運動，有沒有中斷文化藝術上的傳承？謝春彥：在更高的意義來講，中國的文化是受瞭很多災難，包括“文化大革命”。類似於“文化大革命”的這種東西，在中國長期的封建歷史上也有不少，隻是規模沒有這麼大，沒有普及到最底層。“文化大革命”對中國文化進行瞭最大的摧殘，但是要全部打斷恐怕不是這麼容易的事情。但是，現在的書畫市場弄得太亂瞭，遠的來講，根子跟人性當中不好的東西有關，近的來講，我想是“文革”的餘毒，在這種經濟比較狂躁的狀況下，就更加肆無忌憚。但是，中國的道要斷掉，也是不可能的，總還是有題中之義的“曲折”要走。文人畫中的道與術時代周報：中國傳統有“文人畫”一說，現在又有人提出“新文人畫”。你認為文人畫的傳統有沒有斷？謝春彥：中國長期的封建社會，有一個特點，學而優則仕，文人一定要經過科舉，為皇傢所用，才能夠實現政治抱負。中國從前是開科取士，這些文人首先有很高的文學修養，字要寫得好。從前有王羲之，蘇黃米蔡，那個時候沒有書法傢協會，現在有書法傢協會，也弄成一個官樣的組織，大傢都爭著去做主席、副主席，書法被鬧騰到這樣一個程度。也許說明我年齡慢慢大起來，可能真的落伍瞭，但是，我還是不願意加入這個圈子裡去。很久以前，王蒙也喜歡寫舊體詩。在一傢學術刊物，我們開辟瞭一個專欄，叫“王詩謝畫”，王蒙的詩，我的畫。宗璞就寫瞭一篇關於“王詩謝畫”的文章，她講到蠻喜歡“王詩謝畫”裡我的插圖。宗璞講：謝春彥先生，文化傳統常常是因為愛好而流傳下來。我想想也有點道理，你不喜歡一種東西，不可能下功夫，也不可能被傳播開來，一定是有愛好才流傳得下來，愛好是非常重要的延續的橋梁。時代周報：愛好很重要，但很多人現在把藝術品變成商品瞭。謝春彥：當然，在這樣一個社會當中，書法也好，繪畫作品也好，要跟商品沒有關系也是不現實的。首先，你要吃飯，養傢糊口。我也是靠這個在吃飯，不過稍微幹凈一點而已。繪畫有經濟價值和文化藝術價值，甚而有教化道德價值。據說，這些年來成立瞭很多美術院校，北京有一個朋友跟我講，估計每年美術院校畢業的學生有一二十萬，辦學商業化。中國要不要這麼多的畫傢、書法傢？如果要的話，要什麼樣層面上的書畫傢？時代周報：繪畫是一種形象藝術，你認為思想重不重要？謝春彥：實際上這是從前講的道和術的問題。文人畫可能是道的成分多一點，但是長期下來，也形成瞭自己的術。雖然它和所謂以術為主的畫傢的畫不同，但是，它的道和術結合得是比較完善的。比如說，書法裡面有書法傢的字和學問傢的字。像王元化先生也寫毛筆字，他不是為瞭寫字而寫字，所以，在他的字裡面，道的影響就會比較多一點。比如說何滿子先生，他從來不把自己當作詩人，也不把自己當作書法傢。我給他編的集子，他不讓稱書法，隻叫“自寫”。滿子先生很有意思，他在書法以外的道的層面的東西更多一點，也會更感動人一點。他每次寫字—他沒有桌子，寫大的字，要把吃飯的桌子撐開來—我很尊敬他。我曾經給他辦過一次書法展，寫他自己的詩。現在大部分的書法傢變成瞭抄書匠，抄書匠缺少一種道，也削弱瞭術，這些抄書匠還不如從前敦煌抄經的那些匠人，誠懇虔誠敬業。謝春彥畫作《大禪》。中國書畫不要輕易搞“國際接軌”時代周報：西方繪畫傳入中國以後，對中國的傳統繪畫產生瞭很大的沖擊，也影響瞭中國畫的風格。近三十年來，當代藝術對中國藝術界有無沖擊，有無改變藝術界面貌？謝春彥：改革開放三十年來，相對來說，文藝創作那種禁錮的東西打破瞭不少，這對中國畫、傳統的藝術有推進作用。開始，西方的表現形式，包括當代藝術對中國畫也有一些影響，但是慢慢就會發覺，中國書畫這幾年又倒退回來瞭，所謂的更重視傳統瞭。在中國畫這個圈子裡，可能經濟發展瞭，賣得貴瞭，反而有一種莫名其妙的民族主義傾向，就是自大地覺得中國的好，實際上這種傾向也很浮躁，對傳統文化研究也不深入。大不及高，下不入微。我們是中國人，不能講祖宗不好，但是傳統裡有好的東西，也有不好的東西。或者說是時代在前進，它跟時代距離太遠瞭。前一陣子《富春山居圖》很熱，但我們總不能隻拿這一種模式。我們也回不到《富春山居圖》的那個時代，那個東西一定要在特定的條件下產生。我們總要前進。1960年代初，呂鳳子寫過一本很薄的書，叫《中國畫法研究》。呂鳳子先生對中國文化有很深入的研究，不但從畫論而且從哲學角度來探討中國畫。他認為西方的東西進來以後，會有新的面貌。開始的時候外國的東西可以進來瞭，不禁錮瞭，就弄瞭一些比較幼稚的、浮面的，比如說把太極圖都弄到畫面上去，比較生硬。這種東西，現在看，也是自然生態發展的一個階段，但後來沉靜下來想一想，太膚淺瞭。中國畫和西洋畫，從人類共同的精神財富的表現來講，有很多共同的東西，都是地球村的人。但是每個民族的文化還是有自己的特點，所以現在就慢慢地走回來。從前對黃賓虹的那種“黑”不理解，現在黃賓虹的畫炒得貴瞭，又來標榜黃賓虹，但這種就不誠懇，不是真正從藝術的角度來弄，就弄成瞭一些偽民族主義。崔如琢先生主張民族的基因是改變不瞭的，但營養是可以吸取的。現在中國畫賣得貴瞭，弄成天下第一，還是物質量化所產生的毛病。在這一百年當中，風風雨雨，我們有很多過於激進，過於急躁，過於膚淺的東西，我自己身上也非常明顯。要把自己的文化藝術做得好一點的話，必須從根子上深入下去，還是要像魯迅那樣能夠解剖自己，對自己瞭解深入，才知道自己將來要往哪個方向走。所以，我對現在的中國畫是比較失望，但是想想從歷史上來講，幾十年算什麼？慢慢地會好一點，還是應該像魯迅早期，相信社會總是會進步，年輕人總會比老人過得好一點，希望如此。我也希望能夠從這個圈子裡走出來，走出我自己。在民族文化上，不要輕率地搞形式主義的“與國際接軌”，你的主體呢？中西學體用的問題爭瞭一個多世紀，結論到底是什麼呢！過河摸石頭也要有主體意識才行。偽傳統、偽民族主義、江湖、二毛子恐怕要不得。影視圈的辮子戲大行其道，雷人抗日劇的胡作，不能不承認對國民和文化的精神敗壞。希望清風對之有所肅清。實現“中國夢”，文化和精神真是個緊要點！時代周報：未來的中國畫有沒有可能出現新的氣象？謝春彥：我相信民族不死，傳統也不會斷絕，因為每個朝代都有戰爭，朝代更替，總會產生一種新的文化形式。我們也在這個大規律當中。我看歷史書，大概我們這個社會比任何一個歷史時期更浮躁。中國的書畫由於不健康不規范市場的需要和擺弄，這麼狂亂，雅正何在？教化何在？良心何在？良知何在？在這種意義來講，中國的書畫遇到瞭最好的時候，也到瞭最危險的時候。

新聞來源http://news台東縣民間貸款.hexun.com/2014-02-20/16231471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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